文章发表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4期
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万军 陈震
面对国际市场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通过增加国内勘探和产能投资、推进废金属循环利用、拓展进口渠道、维护中国矿企海外利益等途径，以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
一、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地位
无论是资源储量、开采加工能力，还是消费需求和贸易规模，中国都称得上是关键矿产大国。中国的稀土、钨、钼、铟、镓、锗、石墨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是国际市场的重要供应者，但铜、铝、镍、锂、铬、钴、铂、钾盐的储量不足，高度依赖进口。从关键矿产供应链来看，中国在上游资源端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在中游加工精炼环节产能巨大，具有明显优势，在下游先进材料制备技术、工艺、质量和可靠性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中国的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进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随着国内电动汽车和储能电池行业的突飞猛进，中国对镍、锂、钴等电池金属的需求迅速增长，但国内相关矿种的储量并不丰富。按照国际能源署的测算，中国锂矿、镍矿、钴矿产量的全球占比分别为13.6%、4.1%、1.0%，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导致关键矿产进口规模居高不下。综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及国内相关行业披露的信息，2023年中国镍矿进口量为4393万吨，较上年增长10.3%，其中85.22%的进口来自菲律宾。2023年中国进口锂精矿约401万吨，同比约增长41%，主要来自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印度尼西亚曾是中国主要的镍矿进口来源国，但印尼镍矿出口政策变化使得中国从该国的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另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2021年中国的钴矿石及精矿进口量为1.9万吨，且99.5%的进口来自于刚果（金）。中国虽是全球第三大铜生产国，但国内铜消费量巨大，铜消费和产量之间的巨大缺口只能通过大量进口来弥补。2023年，中国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总量为2753.6万吨，同比增长9.1%，主要来自智利和秘鲁等国。由于进口来源国过于集中，使得中国关键矿产进口极易受到相关国家政局变化、经济政策调整等因素的波及，从而影响进口的稳定性和供应的安全性。
尽管中国在关键矿产的资源禀赋方面并不占优，但在关键矿产加工精炼领域具有较为显著的产能优势，在全球市场拥有较高的份额。国际能源署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9年，中国稀土、锂、钴加工量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为87%、78%、65%，铜和镍的精炼产能份额也分别达到了40%和36%。另据国际能源署计算，中国在电动汽车产业链上的产能优势尤为明显，其中电池阴极、电池阳极的产量份额分别达68.2%、84.1%，电池产量份额为76.4%，电动汽车产量份额为54.1%。
近年来，中国矿业企业的产能规模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稀土的开采和加工方面，中国企业竞争优势明显，北方稀土、中国稀土的产能份额远高于美国的芒廷帕斯、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在镍矿的开采和精炼方面，中资企业青山控股的产能规模显著大于淡水河谷、诺里尔斯克镍业与必和必拓，且金川集团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矿企数量较多，行业集中度不高，虽然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精炼领域已经形成了总体产能优势，但中国矿企与国际矿业巨头仍存在较大差距。在铜矿的开采和精炼领域，中国的紫金矿业、江西铜业的铜产量份额远低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必和必拓、自由港麦克莫兰和嘉能可。在锂矿的开采和精炼上，中资企业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的产量份额较大，但仍低于美国雅宝和智利矿业化工公司。在钴矿的开采和加工方面，中资企业洛阳栾川钼业的产量份额也明显低于嘉能可和萨琳娜。
为增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韧性，中国矿业企业近年来纷纷加大了海外投资力度。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2021年底，中国海外矿业投资项目大约有425个。2011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对海外矿山的投资额达161亿美元，其中铜矿是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截至2021年底，海外铜矿投资项目约68个，主要位于刚果（金）、秘鲁等国，其中处于运营状态的项目有30个，处于勘探状态的项目有38个。有数据显示，2002～2022年期间，中国五矿、江西铜业和紫金矿业等中国企业对境外铜矿、铜钴矿和铜金矿的并购额达292亿美元，主要投资目的地为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随着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对锂、镍和钴等关键金属的海外投资也在增加。2002～2022年，中国企业对海外锂矿的并购投资额达88.5亿美元，资金主要流向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和智利等。
二、供应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目前，西方国家正在调整关键矿产战略，试图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本土化、多元化和“去中国化”，关键矿产资源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抬头，中国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对中国关键矿产的进口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一些关键矿产资源国采取的提高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将外资控制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出口管制等政策会增加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运转成本，挫伤企业矿产的投资热情。而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会影响关键矿产领域的国际投资，迟滞矿产产能扩张的步伐，提高矿产勘探开采的投资成本。这些因素可能推升关键矿产的国际市场价格，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一些资源国为推动本国矿产精炼加工产业的发展，对多种原矿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相关矿种的进口及相关金属加工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属性将会不断强化，其正常的贸易活动将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关键矿产供给的稳定性。
第二，海外矿产投资风险上升。一些资源国政府提高税费、重新审查现有合同和国有化等措施，显然会对中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构成不利影响。如一些拉美国家实行的锂矿国有化，意味着中资企业很难在这些国家获得新的锂矿投资机会。此外，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还可能借着“清洁”“可持续”和“透明度”等名义，抹黑和夸大中资企业的矿业投资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引发东道国政府和矿业社区的不满情绪，并诱导当地政府重新谈判合同，干扰破坏中资企业与当地政府、社区、民间组织的合作关系。
第三，矿产精炼加工环节的核心地位将面临挑战。尽管中国企业在关键矿产的精炼和加工领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但目前也面临着新的冲击。从需求端来看，西方国家是关键矿产精炼加工产品的重要需求方，但美国正在联合其盟友积极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本土化、多元化和“去中国化”，虽然受成本、环保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随着资本支出的增加、矿山产能的提升，必然会逐渐减少对中国精炼加工矿产品的需求。从供给端来看，不少关键矿产资源国为获取更多的矿产增值收益，也越来越倾向于减少原矿出口，并增加国内的矿产加工环节，这使得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原矿开展关键金属精炼加工的模式将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关键金属原材料供应安全问题也将日益突出。
三、应对之策
面对国际市场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通过增加国内勘探和产能投资、推进废金属循环利用、拓展进口渠道、维护中国矿企海外利益等途径，以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
第一，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支持资源节约型技术研发，加强废金属回收利用。应加大国内矿产勘探开发投入力度，大力培育本土大型矿业企业，有序开发国内矿山资源。持续增加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激励企业在矿产勘探、开采、提炼、加工和制造等领域开展高强度研发活动，巩固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竞争优势。通过对技术创新和资源回收利用的鼓励和支持，吸引创新要素向关键原材料等产业领域集聚，积极开发可替代的原材料，建立重要废金属的强制回收制度，挖掘原材料回收利用的潜力，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对关键原材料的进口依赖。
第二，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重点资源国的矿业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鼓励企业拓展关键矿产的进口渠道和投资领域，重点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寻找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由于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矿产精炼加工业的意愿强烈，鼓励在资源国建立关键矿产加工企业，且将加工后的矿产品出口至中国进一步精炼，既能满足资源国提升产业层次、增加经济附加值的现实需求，又能保障国内关键矿产的供应，还能为中国相关装备制造业开拓市场空间，实现合作共赢。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国的民生、环保、低碳领域的投资和援助力度，提升中国的大国和友国形象。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平台倡导矿业贸易投资自由化，与资源国和需求国探讨构建互利共赢的矿业经贸合作模式，反对少数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去中国化”“脱钩断链”行为。
第三，健全风险识别预警机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资企业应建立健全风险识别预警机制，密切关注和系统评估东道国矿业政策与法律的变化，对可能不利的政策动向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中资企业应与国际矿业公司、当地具有实力的矿业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顺应绿色转型的大趋势，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纳入投资和生产全过程，加强与矿业社区、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加强对当地民生的关注，肩负起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减少文化障碍和融入成本。
（万军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