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为什么发展得更快？
宋泓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十九年相比、与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更快呢？最根本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摒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主义发展道路，并大胆探索了一条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之路；其二，是积极对外开放，全面与国际接轨，深入融合到世界经济之中。
珍贵的遗产，难忘的教训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并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新中国二十九年的建设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很多遗产需要传承，也留下了不少的教训需要汲取。
第一，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从经济方面来看，这种发展道路，既不是进口替代，也不是出口导向，而是满足国内需求，发展国内生产的自给自足形式的或者独立自主式的发展道路。基本的做法是：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线，甚至全套的工厂等，发展国内的供给，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进行过好几次类似的引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遭受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中国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基础，加上从中东欧国家的引进项目（250个项目），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钢铁、化工和机械等工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在不到10年中，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1960年代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仍然通过努力实现了从西方国家进口少量成套设备，填补了一些国内技术空白。比如，1962年从日本引进的维尼纶生产设备等。
1970年代，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技术引进的规模也在不断加大。1972年，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引进了4套化纤和2套化肥设备，用于解决人民群众穿衣吃饭的迫切问题。同时，冶金、机械、电讯、民航以及铁路等部门也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设备。典型例子是武钢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7米轧机连铸机设备等。1973年又提出“四三方案”，计划在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设备和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确定引进的项目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用汇43亿美元。从1973－1977年，中国共引进了250多项技术和成套设备，合同金额40多亿美元。
这样的发展道路，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比如，中国的开放，最初主要是为了突破外汇的限制，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为此，“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就成为重要的选项。同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一种选择。但是，中国期望引进的外资，要么是技术先进型的——能带来先进的技术；要么是出口创汇型的——能够扩大出口，带来外汇收益。而对于单纯面向国内市场、技术水平一般的外资则严格限制。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开放就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逐渐展开的，即：要引进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和充实国内的生产和供应[1]。为此，我们需要扩大出口，适当举借外债。显然，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简单而务实的对外开放。随后的开放不断突破了这些限制。
第二，二十九年的建设和实践，也给予中国很多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做法不行，什么样的道路走不通。
1）在新中国前二十九年的建设中，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社会，使得广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富裕起来，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和农民拥有了自己的财产，富裕起来，他们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高级领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高级领袖，绝大多数出身贫民、甚至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乞讨者，但是，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却权高位重，享受着过去只有资产阶级精英们享受的待遇。是不是这些人也变成了“资产阶级”呢？
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多次告诫全党干部注意。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毛主席随即将该文列为随后的整风材料之一，警示全党：不要在革命胜利之后，退化变质成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手下的军师和大将军——牛金星和刘宗敏那样的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思考、担心的延续呢？
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从根本上讲，就是毛主席认为，这样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且，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有个司令部，在各个地方都有代理人。他们是需要打倒的。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打倒了这些人之后，再上台的“无产者”也会蜕变成“资产阶级”。这样的循环，会不断地重复下去；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毛主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方面，会陷入到无休止的革命和运动之中，使整个社会基本上处在阶级斗争之中，无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极端地，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内乱，甚至内战，而且，对外也会非常脆弱，容易引发外敌入侵。另一方面，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也会陷入到极端的左倾主义的路线上。比如，将经济意识形态化，形成这样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正常的对外交往，标签化为“崇洋媚外”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会比较动荡，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之中。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去世之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突破了过去的毛主席的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考，也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给出的基本答案是这样的，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是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共产党执政，并领导贫穷的人民大众艰苦奋斗，使得整个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发达的强国，民富国强，共同富裕！
这样来看，社会主义革命，至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过革命培育起一个强大的政党和政府；然后，再通过这样的政党和政府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不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成功发展路径呢？至少从其他成功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两条路径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
伟大的探索和实践
左倾的道路走不通，那么，什么样的道路能走呢？同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的推进也遇到了外汇方面的约束。怎么样寻求突破呢？这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为这种道路勾画了轮廓，指明了方向，即：需要坚持什么，需要向哪个方向走；具体的路线和政策则需要探索。
第一，这条道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去世，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但也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者务虚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式提出这些原则；并指出不坚持这些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一句空话。
其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上，正式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轮廓。
这些原则有什么意义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比着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基本原则，彻底地区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东欧国家所进行的经济转型过程。
首先，中东欧的经济转型是以政治革命作为前提的，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做，带来了至少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1）很长一段时期，社会处在混乱状态——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价值观丧失。2）国家和政府也处在各种派别纷争之中，非常脆弱，无法聚焦经济发展。
其次，中东欧的经济转型采取的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于过去计划经济的清算，以及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跃升。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对于过去的清算是彻底的，而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跃升却是失败的。
第二，这条道路的名字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但是，只有方向，却没有路标。这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不断地“闯”。因此，这样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探索和实践。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同时在进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但是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的探索也不例外。二十九年的新中国实践，只是警醒了中国领导人，过去的左倾道路走不通，使得邓小平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在这样的条件下，首先需要的是思想上的解放——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囿于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其次，要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要有检验发展的标准，这就是邓小平1992年于南方讲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试点、试验，再纠错或者推广的工作路线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地将这种思想路线和检验标准转变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工作方式，即：试验、试点，然后，修正、逐渐推广的做法。
这个过程，既不是学习的过程（按照学习的积累，逐渐成长），也不是信息充分条件下的跳跃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的试验、试点的探索过程：既是渐进的，也是不确定的，风险很大；但是，也有很大的奖励——如果走对了路线，那么，率先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地区或者行业就会获得先发优势，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种试点和试验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即：试点、试验中的风险和成本，基本上由中央承担，试验者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这就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即：没有风险的试点、试验，从而引发了众多地方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地方的官员，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试点试验的机会，就是获取晋升的最好机遇。
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全官共“闯”的局面也成为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微观政治基础之一。
（三）你追我赶向前奔的众生相
即便是如此，身处这种进程中的人们却会面临着很大的不公平，尤其是时间上的不公平。比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原来的国家住房分配制度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进行市场化改革，并被废止。在此之前的人员可以享受低价分配住房，之后的人员却要从市场上进行购买。这种差别是巨大的，尤其是处在这种改革前后两年的人们。但是，随着住房市场化的发展，在市场上购买了商品住房的人员，不见得吃亏。因为，越是较早购房，市场化的房价越低；随后的涨幅越大。而很多享受了政策性分配住房的员工则没有再购买市场化的住房，结果房地产涨价的红利就没有享受上。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很多的政策，都是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执行。其中的不公平，成为一种改革中的常态。
因此，通过不断地试验而闯出来、蹚出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充斥着众多的不公平，但是，却具有创造性、探索性，并将风险降到较小、痛苦降到较低的程度。通过广泛的宣传、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快速发展，在对于新机遇的渴望和追求中，使得人们对于这样的做法也建立起了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一点，也是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的地方。
这样的情形，一方面，造成了大家“向前看”的心态，因为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很多，抓住了就会向前迈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家人人心怀不满、甚至怨愤，似乎只有自己遭遇到了不公，其他人获得了不合理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人人争先，个个努力，同时，唯恐自己被落下，被不公正对待的一种“奋勇向前”的局面。从统计数据，从每个家庭的收入增长以及各种福利改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十年来国家的巨大进步，以及每个人的富裕程度的改进，大家“痛，并快乐着”！
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改变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使得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纷纷出台技术、设备引进的大订单，结果1978年全国形成了1230项的进口项目大清单，用汇额度达到了78亿美元[6]，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年份的总和！这大大加剧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外汇约束。
为了寻求突破，中国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扩大出口——加工贸易等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开展起来；其二，引进外资（一方面直接带来一部分外汇，另一方面，直接扩大生产，满足当地的需求）。
而中国所需要的这些技术和投资均为西方国家所把持。因此，中国的开放，本质上，是对于西方国家的开放——至少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80年代是如此。而西方国家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因此，通过寻求出口创汇的途径，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就被迫走到了开放的前沿，直接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打交道。
这样，中国的经济就通过三个结合（新旧结合、中外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逐渐走向了市场化，并逐渐地融入到区域、从而全球的生产网络之中；最后，实现了整个经济的国际化。
那么，中国是怎么做的呢？
改革首先是在农村中进行的。通过废除公社、生产队等劳作组织方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自觉性提高，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农业产出也大大增加了。
其次，是城市中推行的市场化改革试点。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那时城市改革的做法是：在每个企业内部，将生产能力和经营活动区分为两个部分——计划内的与计划外的，并逐渐增加和扩大计划外的部分，放权让利，甚至推行承包制，最后，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全部变成计划外的部分——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指导性计划，企业自主决策。
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新增的部分，因此，允许现有经济体制之外的人进行私人经营：城市中的个体户首先兴起，以后逐渐发展成了私营企业。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在现有的体制以及经济中，构建新的“特区”，进行新的尝试。这在开放中尤其突出。比如，1979年在广东和福建兴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大经济特区。以后，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增加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最后逐步推广和扩大到全国范围。
再次，是在增量部分不断扩大、示范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也开始推行存量部分的改革探索：从1980年代早期的承包制（短期的合同制，确定利润和经营指标，实行市场化经营）向随后的股份制改革转化，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实行国有企业的现代化改制，“抓大放小”：一方面，将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改制转型，另一方面，也形成一批精干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国资委主管的央企为代表）。这些留下来的大型国有企业，在随后的开放环境中，逐渐转型成为“市场化的、类似于西方大跨国公司或者大型企业”的跨国集团。
最后，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计划内”与“计划外”之间，也会存在一种“竞争”：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不论这种动机是邪恶的（比如，官倒的角色），还是善良的（比如，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驱动，尽快完成计划内，从而可以增加计划外的供应，从而获得更多利润），“计划外”的部分会得到更快、更迅速的发展。要么是直接地将计划内的物质和产品，转化成计划外的物质和产品，并按照计划外的价格销售，从而牟取暴利；要么是扩大计划外的生产和供应，从而获取更多的、更高的利润。同样的情况，也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中存在，从而使得市场化的部分不断快速壮大。这样，市场化的改革就会有一种“自组织”机制——不断地野蛮生长和壮大！
和随后进行经济转型的中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有何独特之处呢？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启示是：市场化的幼苗，是需要精心地培植、慢慢地成长的。在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土壤上，以放任自流的形式，通过休克疗法是很难成长起市场化的美丽花朵的。
第一，在休克疗法中，快速的私有化过程，只是让少数先知先觉的人们率先、廉价地购买了其他人的股份，从而成长为企业的大股东和所有者。这是一种投机者的成功，或者偶然的、暴发户式的成功；这种做法没有鼓励辛勤劳动的创业者和劳动者，而是一种变相的掠夺和剥削，并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均。
第二，在休克疗法中，货币的可兑换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导致了极短时间内本币大幅度贬值，国内资产缩水，从而为外资的并购创造了绝佳条件；而自由化又放手欢迎外资的进入，结果是外资控制国内经济命脉，或者赚得盆满钵满。
第三，休克疗法下，极短的时间内本地市场大开放也使得进口大肆涌入，将当地的产业冲击得七零八落。结果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少人甚至陷入到贫穷状态之中。
第四，同时，休克疗法下，极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促成当地企业的成长，只能是依靠外资，或者暴发户们；而后者不能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尤其达到国际竞争力的水平的。因此，国内产业弱小或者基本上发展不起来。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很快转化成依赖传统的资源型产品的畸形单一经济。
第五，转型的初期，伴随着休克疗法的推进，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的经济灾难，或者说经济危机。之后，才重新起步。这种危机的影响，可以从俄罗斯地位的下降上看出：转型前，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和能美国抗衡的霸权国家，转型之后，逐渐退化为八国集团的一个成员，随后被踢出去了，成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另一方面，经济上，俄罗斯也从一个产业体系完善的超级经济大国退化成为初级产品和能源生产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一枝独秀，连续40年保持了快速增长。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再发展、再提高，不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绝望的退却和放弃。因此，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国成功发展的定海神针。没有这两大基础，也许中国会先于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陷入到休克疗法的困境之中。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维护自身经济的稳定，更要发展本土的产业和企业；否则，本土经济会陷入到周期性的危机之中。这里中国独特的经验是：其一，根据本土企业和产业的适应、改革、探索以及学习能力，渐进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试验性地进行各种探索，而不是一卖了之，或者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袖手旁观。其二，根据国内企业和产业的现有竞争力水平，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调整能力，渐进地推进开放，既利用市场开放所带来的进口竞争、外资企业进入而来的市场竞争压力，促使当地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也实事求是，适当保护当地企业和产业。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利用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闲置生产能力，从事“三来一补”贸易活动：中国企业提供厂房和劳动力，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以及订单，包销产品，赚取加工费。通过这个形式，不仅实现了现有企业与新的外资企业的结合，赚取了珍贵的外汇收入，更重要地，受到了免费的市场化培训和教育。随着这种贸易活动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真实的市场经营的经验，员工（不少的外来打工仔）也获得了市场化教育。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鼓励外商投资来华经营。但是，中国要求外资企业，必须和中国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进行合作经营。至少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大部分的外资企业都是合资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从而实现了中西企业之间的融合。
同时，很长一段时期，来华经营和创业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企业。这些企业投资规模不大（200万~300万美元），经营活动相对简单，技术以及经营管理也不复杂，但是，面向国际市场，完全市场化经营。这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很多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私营企业都是在这些外资企业的周围发展起来的。
第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庞大的、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以及积极的战略和政策，加上处在亚洲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上的联系，中国在1980年代末期通过“国际大循环”战略，充分利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由于货币升值而导致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良好机遇，大规模承接这些投资，很快地融入到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之中，实现了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大突破。不仅突破了外汇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从1993年开始，连年贸易保持盈余，而且实现了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促使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规范化。
1990年代，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十四大将市场经济正式明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之后，中国在全球投资和贸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一，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正处在过渡阶段，经济处于大萧条之中。其二，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债务危机中，正在推行“华盛顿共识”型的艰苦变革中。其三，国际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谈判（1993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北美自贸区（1994年）开始正式运行。其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结果，中国成为全球的投资热土，大量的投资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中国劳动力、中国工厂”加“国际资本、技术以及国际市场”的超级组合。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成长为区域、甚至全球性的加工和制造基地。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结果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尤其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极。
总之，在转型过程中，中国更加注重对于现有能力的利用、保护以及升级改造，而在其他转型的国家中，则是对于过去能力、尤其是过去产业和企业的能力的一种抛弃（至少从结果来看，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与休克疗法相伴随的是，长达十年左右的“转型大萧条”；在这种大萧条中，丧失的不仅仅是GDP，而且是大批的国内产业和企业！
通过这样积极的对外开放，中国不仅实现了与区域、世界经济的密切融合，成为区域、世界经济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利用劳动力等优势，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还实现了市场化的转型，平稳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之中，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7]，防范了和避免了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
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四十年的成功发展，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展望未来，两方面的挑战尤其值得关注。
（一）打造中西方合作的新模式
过去四十年，总体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是：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过程是有序、渐进进行的：由小到大、不断地扩张：由低到高，不断地提升。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国内产业和企业的不断强大过程，以及GDP不断增长的过程。
这个阶段的成功，既体现在国内产业和企业的成长，以及对于国内市场的捍卫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国内企业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扩张上。在最近几年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入榜；在对外投资的大型项目中，也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担纲。比如，在刚刚公布的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企业上榜120家，其中大陆103家，香港8家，台湾9家。在大陆的103家上榜企业中，48家为央企，24家为地方国企，11家为财政部出资企业，共83家。也就是说，上榜的大陆企业80%以上（80.6%）为国有企业。这样情形，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成功以及成功的标志，难道是驰骋世界的国有跨国公司吗？这样的企业，西方的跨国公司如何竞争呢？
中国的发展以及成功，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反思，并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西方国家战后所创建的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外部保障。其中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尤其突出。它不仅提供了统一的、透明的、有保障的外部市场，而且，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许多的优惠和便利，比如，差别和特惠安排等，以及难能可贵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似乎已经不能再忍受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发展，要求“对等市场开放”、公平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美欧竟然不愿意履行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对于中国的承诺（中国入世十五条）。最近两年，美欧日联合发表多个针对中国的声明，指责中国进行强制技术转让、对国内产业进行补贴、对于外国投资提出本地化要求等。
现在，似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重新界定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过去的做法以及未来的目标，国际社会的接受以及容忍程度如何呢？西方能够接受，以及中方愿意推行的“开放”是什么样的呢？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似乎给中国勾画出了一个大样式。但是，中方愿意接受吗？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界定呢？无论如何，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的顾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迟或早，也许，中国需要走向前台，与西方国家等共同建立一种“协商的、共同可以接受的”开放模式。
（二）建立平衡发展和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内部发展中累积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有很多不公平的方面。加上经济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现象，使得不平等问题非常突出。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其二，手握大权的官员们的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放弃了毛主席所倡导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触发这种革命的现象和问题仍然存在，即：无产阶级大规模地转化为有产阶级，并且越来越富有。在此背景下，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的腐化变质问题。这个问题，如何防范、解决和杜绝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内部监督和惩治的方式（中纪委），遏制住了腐败态势，但建立一套反腐长效机制、确保反腐效果的长期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