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CIF）讨论稿，Feb.25,2013
《哈耶克大战凯恩斯》推荐序
何帆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们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们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的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的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们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个什么，但从来没有什么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们的狂热。在追随者们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的呢，还是凯恩斯一派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英国记者Nicholas Wapshott的这本《哈耶克大战凯恩斯》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Wapshott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也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Wapshott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早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的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的猛烈批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关注着这场辩论，但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因为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那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本《通论》尽管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斯他们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框架，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的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们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结果到了37位。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们站在阿尔卑斯山颠，感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佩尔兰山学会成立了，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弥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因为离婚之后赡养开支增加，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却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向奴役的道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犯这样的罪。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弥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向奴役的道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向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四十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颁奖给哈耶克。但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症眨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难题，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的反对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的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经济学家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Wapshott的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之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的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 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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