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CEEM)，2023年12月15日
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总第2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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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
阿根廷还有出路吗？
导读：本文分析了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与前景。长期以来，阿根廷深陷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经济困境。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最近当选总统，代表民众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但米莱承诺的经济改革面临现实困难。美元化不太可能实现,稳定通货膨胀需要艰难改革。米莱面临政治抉择,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存疑，中国援助尚有条件。文章指出，阿根廷能否重建经济,摆脱危机仍存疑问。米莱和阿根廷的前路充满艰辛挑战。能否找到解决经济困境的出路还需继续观察。
跨境供应链的流沙之站：墨西哥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关键角色
导读：这篇文章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墨西哥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企业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参与IMMEX计划的全球价值链企业。墨西哥的IMMEX计划在中美贸易战的积极溢出效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关税对墨西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企业影响显著，尤其是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化工、计算机、飞机和汽车。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不仅扩大了现有产品的出口，还带来了新的产品线。文章指出，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对中美贸易冲突的适应性显著，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了明显溢出效应。
经济热点
国际货币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本身并不是补充气候融资的灵丹妙药
导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迫切需要增加融资，以处理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费用。尽管全球一致支持此类援助，但高收入国家的具体行动未能兑现承诺。一些人建议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本文警告，不要将特别提款权视为灵丹妙药，不应夸大其对气候融资的贡献。即将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有望解决气候相关倡议的巨大资金缺口。仅仅依赖特别提款权可能会阻碍必要的讨论，并面临富裕国家有影响力的批评人士的反对。
人工智能及其对就业的短期影响
导读：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生成人工式智能可能会在长期内扰乱劳动力市场，使某些职业变得多余，同时提高其他职业的人类劳动生产率。然而，人们对人工智能已经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关注相对较少。本专栏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对受影响职业的影响，本专栏使用一个在线劳动力平台的数据，数据显示人工智能降低了作家和图像相关专业人士的潜在收入。
依靠知识：技术专长和贷款成本
导读：介绍了高科技创新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传统上，银行专注于特定的行业领域以降低风险，导致高科技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然而，本文通过使用全面的专利数据和银团贷款数据，证明了银行也获得了超越行业的技术专长。这种专业知识与较低的贷款利差密切相关，对银行和未来的借款人都有好处。因此，促进银行和创新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并最终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工作场所的新技术：项目研究综述
导读：人工智能在欧洲缓慢但稳定的应用影响着工作的数量、质量和性质以及工人的福祉。Bruegel的未来工作与包容性增长（FWIG）项目即将于今年结束，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摘要呈现其主要研究成果。
预测2024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
导读：作者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走势将受到地缘政治等一些风险因素的影响。2023年西方国家为应对通胀大力收紧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各国不同的通胀环境可能加剧分裂，贸易和投资正在发生分化，供应链重组正在发生，2024年世界经济面临复杂影响。
绘制外债脆弱性：最新进展
导读：本文力求通过一个简单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模型，全面介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外部财政紧张状况。根据相对保守的假设，即利率上升和汇率适度贬值，24个国家将面临债务高企，进而使其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而此时恰恰是融资停止的时刻。此外，还有19个国家的外债存量很高，其中一些国家不进行债务重组也是可以应付的，但在压力环境中将更加困难。在当前形势下，再融资需求很高，再加上双边或私人贷款和债券供应减少，共同导致了危险的结果：即使是有偿付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出现代价高昂的违约情况。
布雷迪计划如何实现债务减免：教训和启示
导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断上升的债务脆弱性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布雷迪计划式债务重组机制的兴趣。 为了为这场辩论提供信息，本文通过比较 10 个布雷迪国家与 40 个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结果，分析了最初布雷迪计划的影响。 论文发现，在 1990 年第一次布雷迪重组之后，在布雷迪计划中的国家，其公共债务和外债负担大幅下降，产出和生产率增长急剧回升，而这得益于相对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努力。布雷迪计划对总体债务负担的影响比最初面值减少的影响大很多倍，表明存在“布雷迪乘数”。 布雷迪重组比非布雷迪重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当偿付能力挑战严峻时，类似的机制可能有助于实现有意义的债务存量削减，但布雷迪式机制本身无法解决主权债务领域的现有挑战，包括与债权人协调经济改革的国内障碍和债务问题相关的挑战、以及国内债务日益加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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