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欧亚经济》2023年第2期
“两大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
欧阳向英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主要的风险引爆点有四个：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国际局势的风险点只是表征，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全球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缺位、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把握各方面战略机遇，转危为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上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执政党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呼吁，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两大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一、“两大倡议”的时代背景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战略重心。
从国际看，新冠疫情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仍在扩大，乌克兰危机推高了世界经济的通胀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期。一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使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待进一步优化，共同富裕有待进一步扎实推进。总的来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个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主要的风险引爆点有如下四个。
第一，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与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债务居高不下，以往通过多种形式的货币宽松政策，包括美联储的QE(量化宽松)、OT(扭转操作)和欧洲央行的OMT(直接货币交易计划)进行稀释，旨在增加经济体内的流动性、激励企业投资、提振消费欲望、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2022年乌克兰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后，美国采取了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的措施，但一方面高利率增加了偿债成本，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加速回流进一步推高通胀。美国经济政策顾此失彼的原因在于脱实向虚已成痼疾，单靠货币政策只能延缓危机，却难以扭转2023年后进入衰退的风险。
第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俄罗斯不仅是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大国，也是钛、钯、氖、镍、铂、铝等关键战略矿产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钛存在分散，难以提取，是宇宙火箭、导弹和潜艇的重要材料；钯是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材料。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稀有金属和原材料价格快速攀升，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可能局部调整。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占全球谷物出口的1/3以上，冲突使粮食出口一度中断，全球粮食供应出现短缺。联合国成立了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粮荒。自黑海粮食倡议实施以来，截至2022年10月15日，已有341艘货船驶离乌克兰南部港口，乌克兰已出口750万吨农产品，而俄罗斯谷物运输仍受制裁和结算等措施阻碍。由于极端天气和新冠疫情等原因，目前全球约3.45亿人受到饥饿影响，约9.24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目前，国际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格局未见明显改善。各国利益集团的博弈、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框架”的推行以及美国出台«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均会催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并有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授权资金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一方面通过对单一产业给予高额补贴的办法发展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向WTO投诉中国在高级材料、金属行业、纺织品、轻工业、专用化学品、医疗产品、计算机硬件、建筑材料等方面给予出口企业补贴，双标做法十分明显。其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严格遵守«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全面取消了协定下的禁止性补贴，这是有据可查的。而美国以国内法取代国际法，用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基本准则。
第四，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2022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耿爽在就乌克兰问题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指出，乌克兰危机已持续8个月之久，日益呈现长期化、扩大化、复杂化的态势，其外溢影响持续向经济民生领域扩散，给本已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此外，阿富汗、利比亚、中亚等国局势变化也造成诸多区域的不稳定。美国在台湾、西藏、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风险。尽管«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因中期选举、议员本身和国会议程等因素存在变数，但大概率只是在具体条款的拟定上进行微调，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几成定数，该法案一旦通过，将严重动摇中美建交基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加剧了亚太地区紧张形势和混乱局面。
二、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
国际局势的风险点只是表征，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三大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一，全球发展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利用不平等交换获得超额利润，使世界经济向两极化方向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社会矛盾并存，大国博弈加剧，引发局部地区激烈冲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国际收支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经济结构失调、国民收入偏低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日益偏向空心化和虚拟化，出现增长疲软和不可持续的局面。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影响社会公正等基本价值的实现。全球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21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分化在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不同国家间日益加剧，收入不均等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二，全球治理缺位。由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及其运行机制决定，目前在全球治理的话语场域，发达国家掌握着主要话语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失语或言语失效境地，这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相悖离。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全球治理结构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机制没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这是全球治理的突出矛盾。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势下，不同经济体以四个层次拉开了距离:第一层次是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第二层次是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尤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经济减速较为明显；第三层次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和巴西；第四层次是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新冠疫情等综合影响下进入衰退状态。不同的发展状况和利益驱动下，各国的全球治理主张进一步分化，国际社会呈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第三，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各国发展不均衡和国际地位不平等是国际安全受到威胁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加剧了大国竞争和对抗的烈度。21世纪以来，全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并不少，据统计每年平均几十起，但都没有像乌克兰危机这样造成世界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是美俄关系延续了美苏的结构性矛盾，而乌克兰危机具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导致国际安全局势出现重大危机。加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使国际安全框架出现断裂的可能。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事实上的人员伤亡和设施损坏，也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神话级观念。
第一个破灭的是核威慑神话。以前普遍认为，核威慑可以遏制对方军事行动升级，现在美国不仅不怕俄罗斯的核威慑，甚至有意推动乌克兰局势向核冲突方向发展，以便升级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当然，这套做法的前提是核战不在美国本土进行。“代理人战争”使核威慑的神话破灭。
第二个破灭的是美元神话。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支撑美国霸权的工具，但其基础是国家信用。现在看来，美国的国家信用不可高估，尤其在政治和军事对立的情况下，信用不再是美国的第一选项。印度前中央银行行长拉詹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的专栏中指出，在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会为自己的外汇储备感到担忧。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像欧元和美元那样具有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许多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破坏美元信用将反噬美国自身，美元神话破灭的后果恐怕是美国难以承受的。
第三个破灭的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话。欧盟多国冻结俄罗斯富豪和公司存款，甚至将其没收变卖，总价值约90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也在2022年4月27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将没收的外国人资产，特别是俄罗斯公司资产进行拍卖并援助乌克兰。在所谓“政治正确”面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话破灭。
第四个破灭的是人权和知识产权不可侵犯。拜登公开声称要把俄罗斯人变成国际社会的贱民，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语言，而且威胁斩首别国元首，这更是恐怖主义言论。连俄罗斯的癌症患者、猫狗都遭到制裁。美西方对俄罗斯停止供应其急需的某些高科技产品，而俄罗斯则推出平行进口令，使知识产权不再具有被保护性。
随着核威慑神话、美元神话、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神话、人权和知识产权不可侵犯神话的破灭，乌克兰危机日益变得凶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冲击不可低估。
三、时代变局对中国的影响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危险与机遇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战略机遇又在哪里?
第一，全球增长重心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发生显著改变，是世界经济环境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现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未来5年整个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还会不断上升。这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相比发达国家的财政警戒，新兴经济体有更好的财政空间，一是总体债务水平较低，二是赤字水平较低，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较大。随着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规则制定权上的博弈将更加激烈。通过制定水平更高、更严格的国际规则，中国可以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一道谋求互利共赢。中国有能力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果实，如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和开放市场，甚至实行单方面的零关税政策，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自己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创造发展机遇的外部环境。
第二，长期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外乎三个主要途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贸易扩大化；三是制度创新。这三者都与要素流动密切相关，从而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空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当前正值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量子信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其效能是巨大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融合，形成社会复合资本，可能给全球带来数以百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1年的39.1万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总署2022年11月7日公布的数据，2022年1~10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0.9％和8.4％，区域合作紧密、多元化国际市场布局继续优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和积累，终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也是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制度创新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并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赢得经济竞赛的制度保障。
第三，中国的根本任务还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是全面复兴，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也应是包括经济、科技、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安全和国防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决胜“十四五”、奔向2035远景目标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抓手有:经济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治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文化上推进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社会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安全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防上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中国迎来战略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两大倡议”与全球治理新主张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近年来，中国提出新的全球治理观，旨在改变全球治理模式，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与发展。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带有浓厚“问题意识”，基于国情、世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群体特征。2015年10月12日，在“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2017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四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2019年，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2022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演讲中，习近平倡议:“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充分协商基础上，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打造各方普遍接受、行之有效的规则，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呼吁国际社会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努力为维护世界发展与和平贡献更多公共产品，突出表现就是“两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是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而全球安全倡议是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的。“两大倡议”分别包含六项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首先，它体现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优先，认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新发展理念强调人民至上，认为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新发展理念坚持共享，认为发达国家和大国强国应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不仅要让本国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也要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联动，共享繁荣。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重视科技革命在提质升级中的作用。新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不以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来换取经济增长。新发展理念重在行动，特别呼吁疫情后的国际社会应摒弃孤立主义，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其次，它体现了新的总体安全观。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关系的基本准则。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也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是国际安全关系的特点。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原则，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不能搞大国集团，不能搞双重标准。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强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最后，“两大倡议”凸显中国价值，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而沿线国家和平与发展问题尤为突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战略合作伙伴，中东和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危机外溢不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并不均衡，有必要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坚持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希望冲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两大倡议”反映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最新最深入的思考，回答的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则。
五、“两大倡议”的世界意义
现存的国际秩序在“二战”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体系取得独立后未能改变旧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这制约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要谋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设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使其尽量摆脱依附状况和边缘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国提出“两大倡议”，就是希望尽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新冠疫情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纷纷收紧，对企业“走出去”造成不便。随着中国防疫政策调整和海外主要国家政策收紧指数明显下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将在恢复期后迎来大幅提升。2022年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有所回落，也将利好“一带一路”，但世界经济止跌回升尚有待真正的多边主义得到践行。
目前，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既有地区战争与冲突的控制问题，又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构问题，还有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它们错综复杂，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交织在一起。“两大倡议”针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旨在凝心聚力、共克时艰，构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殷切期望，全球安全倡议理应成为解决地区武装冲突的纽带和共识。发展是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法宝，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回应，对完善世界发展模式作出了贡献。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新发展观和新安全观必将引发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思考，焕发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到那时，“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