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10期

　　超越“综合国力”，迈向“融合国力”

　　郎平

　　未来的大国竞争将是一种“融合国力”的竞争。数字时代的“融合国力”竞争比拼的不仅是各领域实力的综合相加，而且是国家在不同领域实力的聚合。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数字空间，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一、“融合国力”时代

　　伴随着数字元素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各个节点或早或晚都会进行新的调适，以适应新的现实，而最终结果将是数字力量与传统力量的融合。

　　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围绕科技主导权、数字经贸规则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规范的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大国竞争也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数字时代不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本质，不会改变国际政治博弈逻辑，它改变的是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方式以及大国竞争的内容和手段。

　　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会重新调整原有的权责边界，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将在数字空间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网络空间冲突正在成为大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较量的“灰色地带”，而结局胜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赖于国家实力在网络空间的投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国家仍然需要通过竞争与合作来谋求发展和安全，但大国格局的基础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国家实力，还有赖于国家在数字空间的力量，特别是两者力量的有机融合，以及彼此促进和强化。

　　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内部还是大国竞争的角度看，一场重大的“权力再平衡”都已拉开帷幕。

　　二、超越“综合国力”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大国竞争不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更多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种战略资源总和的“综合国力”。进入数字时代，“综合国力”开始向“融合国力”的概念演进，这意味着大国竞争不仅需要依赖各种战略资源的总和，而且更加突出不同领域间的边界“消融”，强调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之间战略资源的共享、协作和融合。

　　“融合国力”之“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地缘边界在网络空间的消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管辖以属地划界为主，政府对本国境内的活动享有管辖权，对来自境外的安全威胁享有防卫权，但在互联互通的虚拟空间，信息的传递和网络活动往往会超越地理边界，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界限在网络空间逐渐消融，原本属于国家内政的活动与政策常常具有天然的溢出属性。

　　二是数字技术加持下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之间的层级消融。数字技术对于不同主体活动的影响具有贯通属性，个人使用它改变生活方式，企业使用它进行生产活动，国家使用它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例如，作为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产品”，数据具有“一物三性”的特质，数据治理同时关乎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创新以及国家安全三个层面，需要将多行为主体纳入同一个系统框架加以协调。

　　三是数字治理活动中政治、经济、安全等传统领域划分的消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逐渐体现出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的发展态势，技术、经济和政治议题彼此关联，这在数字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数据安全、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行为，往往同时涉及国家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安全和战略层面的多重利益和博弈，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变得更为重要。

　　三、大国竞争新趋势

　　未来的大国竞争将会聚焦于数字空间。由于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大国对数字空间话语权的争夺将在多领域、多节点展开，在客观上对一国政府融合、调配各领域资源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首先，未来大国竞争将更多呈现为全政府、全社会的博弈。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主权向新的虚拟空间延伸，而且赋权私营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使得后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维护中的作用大大提升。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模式，包括断供、禁用、封堵、关门、强夺、切断以及截流等全方位举措，力求不同政府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

　　其次，大国竞争将更多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多种外交工具。数字技术所体现出的对人权和国家安全的贯通性影响，加上拜登政府对西方价值观的回归，促使意识形态因素再度回到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成为美西方国家拉拢其盟友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美国极力鼓吹的民主国家技术联盟，以及以人权为由对华实施的经济制裁，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

　　再次，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价值观是国际秩序构建和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国际规则博弈的背后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和认知的博弈。数字时代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变革和重塑。一方面，旧的国际秩序需要变革以适应新的现实；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仍亟待确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国际规则的博弈将更加激烈，而未来的国际秩序走势将取决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理念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总之，数字技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是与世界既冲突又融合，在无政府世界的丛林中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大国竞争日趋扩大化和复杂化，因而更需要精细化应对，大国关系也将进入“融合国力”竞争的时代。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重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数字时代的大国关系已不可能回到美国独领风骚的过去，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已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