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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全方位外交推动全球治理
2017-10-24 22:28:00

凤凰网 2017年10月17日

以新型全方位外交推动全球治理

特约评论员 薛 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实行全方位外交,其主要内容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核心原则是“结伴不结盟”。迄今为止,已经与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加速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凸显。各国也普遍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就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做出判断,“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并据此赋予全方位外交以新的内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进全球治理。作为第一步,推动次区域、小多边、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不同功能领域的地区性功能机制构建。

        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并列的三大发展战略,也是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其主要内涵大致是:“构建周边战略依托带、助力中国崛起进程、带动周边发展、推进地区整合、改进全球秩序”。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了如下变化:

        周边外交的地位明显上升,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对“大国外交”。而在周边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又是重点,包括北、西、南三个方向。这从领导人之间访问的次数、投资力度等指标上可以获得验证:2013-2016年,习近平外访中一半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的;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俄罗斯等都签署了200亿美元以上的双边投资协议;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也在周边国家,这类项目既是东道国急需的,也能较好体现中国的比较优势与发展经验。

        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与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外交”不同,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建设外交”,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决不当头”。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这种低调不当头的外交方针已经不能适应内外需要,甚至被一些国家指责为“搭便车”。加上习近平的性格因素,中国外交风格转向积极进取、力求主动有所作为也就成为必然。

        底线思维也是奋发有为外交的一部分,“决不允许在家门口生战生乱”、“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等表述,以及在东海、南海的一些强力应对,就是底线思维的表现。

        双边多边,共同驱动。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发起方,中国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大量项目开工与落成(如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蒙巴萨-内罗毕铁路、乌兹别克死的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巴基斯坦的卡西姆火电站与卡洛特水电站)。同时,中国也推动多国合作,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东欧16国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机制,而上海合作组织扩容、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途径多国的中欧班列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路。功能领域的多边合作方面,典型例子有安全领域的亚信,金融领域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强化责任与担当。本地区层面,提出对周边国家要亲诚惠容,强调多予少取、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为此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人文交流项目,建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出资进行南海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全球层面,签署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提升20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减免非洲国家债务、以优惠条件建设东道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雅万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

        强调合作的包容、开放、多层次,不强求机制化。这一点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倡导设立亚投行、推动构建亚太自贸区,中国都反复强调不排除任何国家,有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反而是一些国家以种种理由拒绝加入。这与美国牵头的TPP、TTIP等排他性机制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倡导,则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形成强烈反差。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有些“奇怪”的特点:合作中不强求对方参加、不强行推动机制化;既有不同类型的、可调整的伙伴关系,也有合作只限于某些领域或某些项目的国家;周边国家欢迎,非洲与拉美国家也欢迎。在欧美国家看来,这种合作方式制度化程度低,且缺乏统一的标准,似乎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做。其实,这恰恰是中国人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治理世界的体现。基督教文明治理世界的模式是:划分“他” “我”边界、在边界内通过一套机制把“我们”组织起来、并尽可能加以“均质化”。中国文化承认差异的普遍性与秩序的重要性,因此治理世界时奉行“和而不同”原则,这贯穿于中国主导天下体系的漫长历史时期。既往,中国维持天下秩序的利器是“礼”。现在,中国深知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途径是“合作共赢”,并视之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总之,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必然(也必须)以各种方式推进国际合作、改善国际治理,而中国的文化特色将在此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